在没有接触心理学之前，“神经症”这个词，对我来说很陌生。我脑袋里的认知很简单，一种是正常人，另一种是精神病人。对于后者，轻者则是精神恍惚、疯疯癫癫;重者则是行为危险且不受控制、被迫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人。然而我不知道是，介于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有很大一个群体属于“神经症”患者。
他们看似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正常学习、生活、工作、社交、结婚生子......甚至很多人都在各自的行业声名显赫，但是，他们却是名副其实的“神经症”患者。这个事实，不仅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大多也不知道。
因为父母离异，我12岁就跟随患有严重“神经症”的母亲一起生活。当然，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谁也没听说过“神经症”、“心理疾病”这些词汇，更不可能想到一个能正常生活的人会得心理疾病，顶多能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人的脾气古怪，仅此而已。我父母也恰恰是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异的。
而我第一次隐约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是在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跟随母亲一起生活。虽然我内心一直是想跟随父亲的，但是母亲在法院判决前一再告诉我，如果法官问我想要跟谁一起生活，就说我想要跟她。12岁的我，尽管内心不愿意，但还是觉得母亲是个弱者，(这一感觉的认知跟平时生活中，母亲通过她的言谈举止给我造成的”假象“有关，当然，这个假象并不一定是她故意造成的)而且认为母亲的话都应该是对的，所以就选择了跟随母亲。
从那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囚鸟，我的一切都在她的监视之下，而且我所有的想法意愿，对于她来说几乎都是错的，这让几乎处于窒息状态。对于刚刚处于青春期的我来说，对她产生了极度的反感和痛恨。沟通不行、争吵无果，最后只能选择走向极端——死亡。我曾很多次想要与我的母亲同归于尽，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自杀，因为我想要让她一辈子都活在痛苦和自责中。我还记得在那次争吵时我说，”这个家里，不是我疯了，就是你疯了，你简直就是个魔鬼，你应该好好去看看心理医生。“
我清楚得记得，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两档关于心理问题的电视节目了，而且我一直都非常关注那些节目，我知道心理医生可以帮我(但那个时候我所认为的帮，是心理医生可以帮我确定一切都是我母亲的问题，是她把包括我在内的一切都毁了)，但是自己身边却没有这样的资源，也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去找一名心理医生来帮助自己。后来我自杀未遂，当我母亲把我送去医院，医生问我为何要吃那么多药的时候，我母亲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傻呗!“我当时没有感受到她有哪怕一丝丝的恐惧和悔恨，也没有任何痛心与心疼。从那以后，我对她除了恨还是恨。就这样，我煎熬着到了18岁，去外地读大学，终于离开了那个所谓的家。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开始接触并学习心理学，一直从心理学当中汲取营养，让自己慢慢强大起来，并逐渐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个时候回看才知道，虽然自己以前敏感地发现母亲的神经症问题，但当时自己也有非常严重的“神经症”。
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经症”?我们该怎样区别它与正常人之间的界限呢?它离我们又有多近呢?
用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卡伦 . 霍妮的阐述：“神经症”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这种心理紊乱迫使病人产生了强迫性的内在冲突。最终，这种冲突会非常明显地表现在病人与他人(家人、亲子、兄弟姐妹、同事、朋友等等)的相处的模式中，因为内在的冲突会影响病人的思考和行为模式，而这种思考和行为模式必然会显现在任何人际关系当中，并严重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带给身边的人带来痛苦。
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的行为，有时候很难有清晰的界定，这也就导致了患者很容易被人们误以为是正常人或者充其量只是性格古怪的人。但是，从根本上讲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正常人的矛盾冲突在于：是否去解决矛盾和怎样去解决这个矛盾之间，这是核心;而神经症患者的矛盾冲突在于：他们要处理的是真实自我与理想化自我的冲突，以及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更多复杂的矛盾心理。可以这样理解：正常人的目的是处理矛盾冲突，即解决问题;而神经症患者偏离了“解决问题”这个核心本身，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他自己内心存在着矛盾冲突;他们面对他人时总是采取扩张、自谦或放弃型的应对模式，他们用或抗拒、或亲近、或疏远的非常矛盾的态度，混乱的处理人际关系，最终他们因为这些内在的冲突而产生分裂，而事实上这些强迫性的趋向没有一个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但这些破坏性极强的趋向完全控制了他们，他们真正想要维护的，是他们理想化的自我形象。简单来说，神经症人格就是一种对自己无信心、对他人多怀疑、对环境充满忧虑与不安的异常性格。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间、因为某件事情从而出现”神经症“的病态趋势，或严重或轻微。父母离异、家人离世、家暴、被虐待和欺凌等等。有数据显示75%的人都曾经历过童年创伤，神经症的起因大多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童年时期，因为童年时期是个体人格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对个体人格发展不利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家庭环境都是神经症的加速器，这些外界因素让个体产生了不安全、缺失爱、不被信任或者充满指责的感觉，因此，个体为了应对这个世界，就发展出偏离真实自我的道路，他们把所有的能量都投入到如何适应这个外在世界上面，创造出一个理想化的自我，而不是实现真正的自我上面，如此发展，他们的理想化自我越长越大，以至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维护理想化自我。神经症的紊乱主要在于性格上的异常与变态，性格比症状更重要，因为性格影响行为。一个人的性格是慢性的潜伏过程，通常形成于童年时代，并且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人格的各个部分。约翰.凯恩斯曾说：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也就是说，很多心理问题如果在早期发现并进行干预治疗，完全是有可能控制甚至治愈的，这会对他们之后的性格、亲密关系、亲子关系以及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的影响。如果成长过程中，真实自我不断被压迫、抑制和外化，患者就会逐渐失去对真实自我的认知，他们感觉不到真正的爱、真正的快乐，就像一个躯体，“活”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很少一部分人有条件主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大多数人依然带着童年的阴影长大成人，在他们正常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敏感和弱的阴影，这些阴影犹如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立刻被引爆。然而还有另一部分人，在《我们都曾受过伤，却有了更好的人生》里，作者梅格 . 杰伊把他们称作“supernomal"超级常人。这些人同样带着伤成长，然而他们为了摆脱阴影，一路上历经艰辛，对未来怀有积极预期并为之努力，通过有效的应对方法，终于爬出童年创伤的泥潭。很多心理学家，例如：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卡伦.霍尼、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都曾遭遇过心理创伤，但他们最终走上研究与发展心理学的道路，为后人们留下来宝贵的经验和知识。
“人生苦难重重。”这是杰出的美国心理医生斯科特.派克博士在《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一书开头的第一句话。但是，大多数人却不能理解这句话的真谛，更不愿意正视人生的苦难。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本身就面临着痛苦;当我们解决问题时，整个过程又充斥着痛苦，即要承受双重痛苦;很多时候，旧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于是便形成了多重痛苦……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痛苦只是成长的痛苦，当你忍痛前行时，它便会使你成长并给你回报。如果我们对这些痛苦视而不见，并期待它自行消失，那么它就会不断包裹、越滚越大，如此恶性循环……
知识和经验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以想象不到的方式到达一个质变，这期间的人生阅历，再加上几本改变命运的书，碰巧就成就了一个人面对自己最大恐惧的切入点。我成家并移居外省之后，那些心魔已经不能够再轻易影响和控制我的生活，但我与母亲的关系仍然没能得到改善。我仍然找一切理由能在过年的时候不回家就不回家，我知道我还在逃避。18岁接触心理学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亲人之间那种人间炼狱的生活，到底是谁的错?我为什么一直以来那么恨我的母亲，但是每次跟她争吵完之后我不但并没有任何快感，反而陷入不断的自责、悔恨、痛心和纠结当中?我是这一切痛苦的源头吗?后来我发现，这并不是一道简单的对与错的简单的选择题。
随着对心理学更深入的了解，我发现我竟然可以站在另一角度来看待事情、开始慢慢地理解我的母亲、并体会到她所承受的痛苦，我开始真正意识到，我的母亲只不过是一个一生都承受着痛苦的可怜人。从最初我恨母亲的自私和伪爱——到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由她变得糟糕——到我认为她作为一个家长却不能成长、不能承担、不能给予我真正想要的东西的反感——到我意识到我的极端反应也是神经症的病征——到我赶走心魔获得重生——到我意识到我母亲的神经症问题非常严重——最后到我真正从内心接纳她是一个严重的神经症患者，这个过程，我整整经历了22年。我必须承认，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需要去面对自己最痛苦的经历的勇气，还需要去寻求真相的勇气，最重要的是，要有接受事实的勇气。这些勇气最终，不仅能让自己重获自由，而且，也能让我通过它们帮助我的母亲。
现在，母亲已经70岁了，我知道，她的神经症不可能在她有生之年痊愈，但至少，我可以慢慢地帮她减轻一点焦虑和恐惧，让她多一点安全感。我终于可以理解她、接纳她并陪伴她了，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她有点可爱，尽管她还是那个她。我终于如释重负，坦然面对和接纳一切，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的生活。
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美好的童年和令人羡慕的过往。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大都遭遇过这样或那样的不幸。虽然，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某些不幸是对我们致命性的打击，我们的世界漆黑一片，看不见任何希望的光，但是，请一定要相信，光就在那里。我们要做的，就是当意识到自己被有些情绪驱使的时候，找一切能帮助自己的专业途径来帮助自己。勇敢地去面对它、战胜它、克服它，然后从它身上踩过，继续向着光亮的方向前行。肩负起生命赋予我们的一切勇敢前行，才是生命最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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